晋升空间有限　

考完助理社工师、社会工作师，“也就没有可以奋斗的目标了”

对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社工赵霜(化名)而言，“看不到发展的方向”成为这一职业带给她的最大苦恼。　　

“内部任职方面，只有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和主任两个职位，升到主任级别就是最顶端。”赵霜认为，考完助理社工师、社会工作师，“也就没有可以奋斗的目标了。”　　

而刘云则认为，没有职称和职位，意味着缺乏加薪的因素。“即便努力升到主任级别，每月工资也不过四五千元。”　　

在周淑身边，不少社工辞职进入基金会工作。因为“基金会的升职空间会更大些”，而年轻人在工作上总是希望“找到些奔头”。

但在政府层面来看，社工行业仍然大有可为。如北京市表示，正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培养5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与500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要达到这一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张悦豪称，目前北京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仅有59家，专业社工不到1000人。而上海市社工协会常任理事李兆伟更是认为，目前，真正在社工机构或组织从事社工职业者，全国不超过两万人。　

或许是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刺激之下，高校不断扩大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招生，毕业生数量也随之增长。　　

有数据显示，当前，全国约有250所高等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每年培育高校毕业生6000人左右。　　　

事实上，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社会工作，早在20余年前已在中国播下了“种子”。　　

1987年，民政部、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确认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地位。随后，北京大学成为国内首开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如今，中国开设社工专业的高校数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社工制度发达的美国。　　　

社工专业处于高速扩张阶段，但专业化的师资力量却远远不够。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不少授课教师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　　

上世纪90年代，姬中宪毕业于山东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他清晰地记得，彼时，国内实务还没有发展起来，毕业生各谋出路，几乎无人从事对口的专业。　　　

被忽略的专业性　　　

“我们几乎一直都呆在办公室里，打印文件、接听电话，帮助领导写发言稿，做一些行政化的事情……有时单位有应酬，甚至还叫我们出去陪酒”　　

一年前，周淑在深圳实习的经历让她至今都很不愉快。　　　

应聘于深圳市的一家事务所后，周淑被派到深圳市一家养老院。然而，养老院却并不希望社工策划、组织活动。　　　

“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看来，不组织活动就不存在老人受伤的可能性。”周淑告诉记者。　

在养老院发挥不出专业性后，上级领导为周淑等社工找到了其他的“用武之地”。　

周淑回忆：“我们几乎一直都呆在办公室里，打印文件、接听电话，帮助领导写发言稿，做一些行政化的事情……有时单位有应酬，甚至还叫我们出去陪酒。”　　

对此，李兆伟曾专门提到，国内现有的教学体系尚不完善，缺乏实务性课程，社工在踏出校门后更应倾向于实务方面的自我学习与培训。　　　

“更何况，一名专业社工需要大把的时间来接触服务对象，忙碌于行政事务，就会没有时间、精力了解服务对象。”仇玲飞也表示，“目前薪资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进入社工行业的年轻人往往拥有帮助他人的理想，倘若一味地让他们做行政，远离专业，他们的服务热情会降低。”　

“这种情况下，社工可能选择辞职、调岗，甚至被同化，这对社工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她补充道。　　

据刘云观察，北京市曾在部分社区设立试点，让一名社工得以从事专业性社区工作。然而，“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很容易被埋没”。　

对于当前国内社工的高流失率，李兆伟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　　　

2011年，深圳社工流失率达17.6%，其中包括流出深圳或者转行不再从事社工行业，这个数字比2008年的8.4%整整翻了一倍。　　

“我对比了一下其他行业的流失率，譬如酒店行业为20%左右，香港每年的社工流失率大约15%，对比而言，内地社工的流失率并不高。”李兆伟称。　　

李兆伟随机选择了深圳的一家社工服务机构。数据显示，2013年至今，该机构共有130人，其中33人辞职。辞职后，只有5人离开社工行业。　　

“所谓流失并不是问题，这恰恰说明社工行业在蓬勃发展，促进人才分流到全国各地。”李兆伟总结道。　

但在法治周末记者的采访过程中，社工行业的人才流失，却是让不少社工感到无奈而又忧虑的现象。　　　

接受记者采访时，刘云多次提到一个故事。有一天下午，她在办公室值班时，迎来了一位老人，这位寂寞的老人与她一聊就是一个下午。　　

也正是这种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深厚情感，3年来与刘云拮据的经济状况在不断拔河。离开，信任自己的老人们难免失落，而留下，自己似乎又难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纠结之后，她最终选择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