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对口情况堪忧　　

他授课的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班共有40名左右学生，但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的学生不足10个”

除公开招考聘用社工外，自2010年起，北京市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聘请社工到养老院等地协助开展社工服务。北京市立德社会工作事务所(以下简称“立德事务所”)于2011年注册，是最早一批被政府购买服务的事务所之一。立德事务所所长张悦豪为法治周末记者出示的工资数据显示，刚进入事务所工作的社工工资在2000元左右，一位刚刚从广东深圳来北京工作且拥有5年工作经验的社工工资为3820元。张悦豪表示，立德的工资在北京同类事务所中，处于“中上游水平”。　　　

刚刚从山东省济南市某社工事务所辞职的崔华(化名)，拥有3年工作经验。2012年，他的税后工资不到1500元。　

立德事务所的一位员工向法治周末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社工行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阴盛阳衰’。在立德，男女比例为1：5。男生因为成家立业的原因，接受不了这个行业的低薪。”　　　

“事务所的人员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次大换血。”张悦豪称。　　

对此，西城区社工委书记陈艳直言：工资太低，让这些需要租房子、坐公交车的大学毕业生根本无法承受，“压力太大，不利于稳定社工队伍”。　　

而在刘云的大学同班同学中，绝大多数人的境遇都与她截然不同——他们都选择了其他工作。　　　 掰着手指算了半天，刘云说，2010年毕业那年，班上五十多个同学只有6个从事专业对口的社会工作。　

就业对口情况不理想，不只是刘云所在班级的现实。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姬中宪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授课的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班共有40名左右学生，但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的学生不足10个”。　　

这些例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官方数据的佐证。

2012年，根据签约率与专业对口率，上海市教委发布年度预警专业，对本市高校中连续3年以上签约率低且布点较多的18个本科专业提出预警。社会工作专业排在了18个专业的第一位。

社工实际不被认可　　

“很多次，我们上门宣传、服务时，有居民直接问我们‘是不是搞传销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由于旺盛的市场需求，社会工作专业作为紧缺专业，与毕业生的低就业率显得更加矛盾。　

“这个专业的学生，80%从毕业那天起就已经转行了。而北京市公考考录的社工，又因报考不限专业，而导致现有社工队伍专业性不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老师称。　　

而社工的社会需求很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发达国家，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都能达到2‰以上。在我国香港地区，社会工作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3‰以上。　　　

“按照社区服务站的规定，每500户居民配一名社工。我所在社区共有3400户，但实际上却只有5名社工。”刘云说。　

作为一名由政府购买服务渠道而走上工作岗位的社工，与刘云相比，崔华感到一种“不平等的冷落”。　　

“我是合同工，其实就是‘临时工’。”崔华笑着反问，“跟他们通过考试考进去的正式工相比，同工不同酬，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中秋节、春节时，单位给员工发福利、发年货，我们这些外派的‘临时工’啥都没有。”崔华提高了语调，“再比方说，同样是值班，‘临时工’也没有值班费。”　

张悦豪则认为，与社工相似，绝大多数公务员工资也很低。社工岗位流失率高，源于人们对社工的认可度低。　

“社工服务于居民，看似免费，实际上付费方是地方政府。而居民往往对于免费的服务持警惕心理。”张悦豪苦笑道，“很多次，我们上门宣传、服务时，有居民直接问我们‘是不是搞传销的’。”　

2011年，北京某媒体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0.1%的人认为，社工岗位留不住人是因为人们对社工不认同，社工社会地位低。　　　

武汉人周淑(化名)曾在美国学习社会工作专业。回国后，家人不理解的眼光，时常让她感到“挣扎”。逢年过节，她感到最厌恶的，就是向众多询问职业的亲属解释“社工是什么”。　

“我感到，大多数人对社工的认识普遍不到位，认为社工就是义工或志愿者。其实不然，社工与律师、会计师一样属于专业人才。”周淑说。　　

刘云则表示，尽管社工经常定义自己是“拿工资的活雷锋”，但很多人会发问：“既然是学雷锋做好事，为什么还要工资？”　

“紧接着，他们会更加怀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刘云耸了耸肩膀。　

而让周淑感到更为不解的，是国内一些大学本科学习社会工作专业，难以取得相应的学位证，授予毕业生的是法学学士学位。　　　

更让深圳某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仇玲飞担忧的是，目前国内尚无能够保护社工权益的专门法律。“在深圳，社工经常与吸毒人员、家暴者接触，一旦造成人身伤害，谁来保护社工的权利？”　　　

据姬中宪回忆，2007年，民政部联合法学界人士共同举办了首次关于社工立法的研讨会，由社工代表与法律界人士参与。　　　

“那场研讨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社工代表与法学家们争论，是否需要立法。”姬中宪说，“现在看来，在当时缺乏相应政策的情况下，社工们希望立法，实际上是急于获得体制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