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求生：

一个社工“掰开”几处用

“主任以能者多劳激励我，似乎不好拒绝。”一位从业近四年的一线社工吐槽，她服务的机构日前在佛山获得了一项政府购买服务，由于机构人手有限，负责人委以重任，周一到周五，她在广州一个家综开展日常服务，周六日则要到佛山去参与专项服务。“机构是一套人马，同时接跨城市的几个项目，把社工累得要死，却只给一份工资。”

该机构的负责人则表示，“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她说，不断争取政府购买服务，几乎是社工机构维持和发展的唯一渠道，而且，社工行业才起步几年，薪酬偏低，留不住人，留得下来的都算是骨干了。其还称，过去一直靠“一套人马接多个项目”来维持，但现在广州行不通了。因为每一个项目的工作人员名单都要在社区服务网上公示，一个社工在两个项目中出现，机构就会被警告。

“很多城市购买服务还处于试探阶段，不敢投入太多，想给员工提薪比较难。”对于服务质量是否有保障，这位负责人语带无奈地说：“呵呵，我们就说是‘一分钱一分货’吧！”她期望社工与机构共度时艰，“周边城市都发展起来，行业就有起色了！”

社工群像

走一半留一半 部分因病致贫

社工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者。社工的工作状态、生存状况决定着其所能提供的服务质量。而现实中社工不仅存在定位不清带来的身份尴尬，而且一些人陷入了低收入、低生活质量的困境。

定位不清：

社工成居委编外人员

目前，广州已经有150多个家综。然而，家综与街道、居委的关系似乎并不太明确。“我们当然是希望家综能够独立起来，开展专业服务。”市民政局负责人坦承，由于最初的定位不明晰，不少家综成了区、街“附属”“外援”，大量行政工作“倾倒”到社工身上。这恰恰是政府买了社工服务、而市民却无法切实享受专业服务的根源所在。

“你就忘掉自己的专业吧，不就是一份工作吗？”街道人员向社工小李交代任务时常常这样说。她被安排去做育龄妇女入户调查、去派发预防登革热单张、去宣讲垃圾分类办法，总之，是一些与社工专业几乎无关的工作。

缺乏认可：

“平民会所”少人捧场

由于定位不清，在市民心中，社工、义工和居委大妈几乎没有差别。至于什么情况下应该请社工帮忙，有什么问题应该交由社工处理，很多街坊没有清晰概念。日前，本报记者在几个知名社区对约300户居民展开调查，其中有288户居民表示没有接触过社区社工，而且不知道在社区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社工。即使接触过社工的居民，也认为：“社工和义工不是一样的吗？都是帮忙组织社区活动的吧！”至于家综可以提供什么服务，有多达217户回答：“办暂住证、准生证的地方。”

该项调查样本虽小，但表明，经过连续六七年投入超过十亿元购买社工服务，其实市民“不买账”，最初想要打造由专业社工来负责运行的“平民会所”，市民鲜少捧场。

收入不高：

“限价”带来社工大量流失?

广州家综的一线社工，多数拿着三四千元的月薪。最近，重病社工李丹的求助引起广泛关注，在患病之前，她是一名家综社工，每月实收2000元。40多万元的医药费只能靠申请医疗救助、寻求社会捐助来解决。而在新加坡，一个入职两年的初级社工，年薪达到20万元新币（约合100万元人民币）；在香港，一个新入职的社工最低月薪是1.6万港元（约合1.28万元人民币）。

在广州社区服务网上，各个机构公开的人员配置表中，有半数，甚至是三分之二被标注为“已离职”。以白云街家综于2014年11月14日更新的人员配置为例，承接机构自2012年2月中标，5月开展服务，至今已有7位持有社工师或助理社工师的社工辞职，相当于短短一年多，所有持证社工换了一次。　一家承接了数个家综的机构负责人指出，广州购买家综服务设定每3年一次，每次投入200万元，这200万元中限定60%用于用工成本，亦即120万元支付10名专业社工和10名其他人员3年的工资。“没有自主裁量，怎敢加薪？何况实在没有加薪的空间。”该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