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服务中心、礼堂、祠堂、粮仓……社工将这些承载着城乡历史和标识的场地作为服务站点，让寂静的村庄有了别样的“烟火气”，让社区群众知晓 “社工就在身边”。

当前，这样的社工服务站点在全国乡镇（街道）已达1.2万余个，3万多名社工相继进入基层“末梢”，开展贴近居民需求的服务，协助乡镇（街道），村（居）委会洞察民情，畅通社会治理“毛细血管”。社工联结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等，一场“组团式”的城乡社区治理就此展开。

“基层前哨”预防化解矛盾

记者来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红光村，目之所及，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在庄园里休憩、玩耍、采摘……空气里弥漫着祥和的气息。谁能想到昔日这里曾上演过一场干群间的“拉锯战”——长达4年的征地补偿分配迟迟悬而未决。

红光村社工室就置于这片庄园之中。社工张萍刚驻村时，走村入户常听到村民埋怨征地补偿分配未决的问题。张萍将收集到的问题形成台账，通过社工室设立的“天窗议事厅”，与村“两委”、乡贤骨干、村民代表等组成议事小组，讨论解决方案。

“非农户口、挂靠户、政策性奖励户等人员是否参与分配”……村里前前后后召开6次会议才敲定方案。随后，社工协同村委入户解释政策，回应村民疑问。417万余元的补偿款最终得以顺利发放。

“村里配的6名社工就像基层治理‘前哨’，科学分类村民的诉求，发挥沟通桥梁作用，协助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红光村第一书记李楷对记者说。

仅2021年上半年，龙泉驿区社工就化解了41起纠纷，受益群众达11万余人次。该区民政局副局长聂铭表示：“社工广泛摸底需求，并从预防、化解风险角度，以个案、小组、社区等手法进行调解，提升了基层矛盾化解率。”

目前，成都市已建成21个县（市、区）社工总站、211个乡镇（街道）社工站、1265个村（社区）社工室。在三级民生服务和治理网络中，通过社工“穿针引线”，将那些有风险的“孔洞”做好预防性、治疗性的“缝缝补补”。

放眼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基层前哨”们的身影。北京市通州区通运街道水仙园社区社工站构建了“社区议事厅—楼门议事会”两级议事平台，将楼门长、社区社会组织、物管会、辖区单位纳入协商机制中；江苏省太仓市将社工站纳入社会治理格局，形成社工站专职社工、社区网格员、社区楼栋长、村（居）民小组长、社区志愿者联动的基层综治服务模式……

深入服务一线，社工成为民情“活档案”。几万名乡镇（街道）、村（社区）社工融入基层治理，给基层社会带来活力。

“微治理生态圈”激发自治潜能

记者发现，社工不仅作为“前哨”打通基层“末梢”，还结合当地“人文地产景”，培育由民众组成的社区自组织，激发他们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跟全国多数村落一样，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山溪村空心化严重，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居多。村落毫无生气，连瑶乐制作工艺也濒临失传。这让返乡社工唐大其妹、沈傑驹、唐瑜无比惋惜。

“充满瑶乡特色的长鼓、芒笛，或许能唤醒民众深埋心底的瑶乡文化基因，借此振兴村落。”作为扎根本土、熟谙当地风土文化的“双百”社工，他们自驻村起就对重振传统文化念念不忘。经四处探寻，他们找到70多岁的沈公，希望他重拾技艺。社工还发掘到“达人”廖姐，培育了以她为领头人的山溪乐娘服务队、长鼓舞队。

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在廖姐带动下走出家门，参与演出。每场都有上千观众，这更坚定了他们传播瑶乡文化的信心。

鼓声悠扬，瑶乡逐渐又有了复苏的生气。村党支部书记唐花其一妹感慨万分：“社工在村里组建队伍，活络了村落。”乐娘除教舞蹈外，还协助社工帮扶特困家庭，上门拉家常、做家务。现在，乐娘们还开启了改善生计之路。

“单凭福利政策兜底是基础性工作，不能形成长期性助力，而社工扎根一线，通过挖掘当地文化资产和社区互助的自治精神，能加固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推动社区整体发展。”广东社工“双百工程”总督导、中山大学教授张和清认为。目前，广东通过“双百”社工站已培育1188个社区社会组织，发展55060名志愿者。

民政部要求全国在“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都有社工提供服务。由社工站培育的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工在基层的得力助手，能在基层“末梢”形成“微治理生态圈”。

各地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扶上马，还送一程。一年来，浙江省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100万元资助18个社区社会组织项目，协助社工站推进村（社区）微治理服务。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社工站通过提供项目扶持、公益创投等服务，激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活力，其中，孵化成型的弹新街乐群自治物业服务中心发动居民自治，清洁费收取率达80%以上，近30名积极分子不仅成为治理的好助手，还参与低保救助调查评议、邻里矛盾调解等工作，打通为民服务和治理“最后一米”。

“五社联动”汇聚基层善治力量

从短期改善到长期改变，还有赖于多元主体的资源注入。

“人和钱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点。社工培育的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都是重要的人力资源；经费除了政府拨款，也可以是爱心人士和企业等捐赠的款物，这会让社区更有活力。”有20年社区工作经验的浙江省海宁市硖石街道西山社区党委书记、持证社工金美凤认为，“‘五社联动’能集聚起更广泛的力量，形成治理共同体，提升治理效能。”近期，她正在推动社区基金会的落地，以期形成慈善资源聚宝盆，持续有效反哺社区。

而“五社”中不太容易聚合的便是社会慈善资源。“作为社工，在‘五社联动’中要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去链接慈善资源，并解决怎么联、如何动的问题。”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街道社工服务站主管杜昕雯打了个比喻，“社区提供良好‘土壤’环境，社区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是‘种子’，社会慈善资源是‘增强剂’，社工充当‘园丁’修剪施肥，让社区成为赏心悦目的花园。”

在基层，记者看到“五社联动”正引领善治风尚，花开各地。湖北、内蒙古、甘肃、河北等地相继出台“五社联动”的有关政策举措；浙江、福建等地则将原有“三社联动”升级为“五社联动”。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坑内村社工站是福建2420个站点之一，坑内村是典型的城中村。在村党委支持下，社工陈凰玲邀请辖区企业加入“益企帮”服务队，该队根据社工对服务对象的评估需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个血压仪解决了残障老人无法外出测血压的难题；一台辅食机让13岁无法咀嚼的脑瘫患者更好地进食；一个烤箱帮低保户儿童实现烘焙心愿……服务对象绽放的笑容让陈凰玲至今难以忘怀。

“益企帮”取得的成效激励着陈凰玲继续深化“五社联动”的运行，并总结出一套“1512工作法”，即建设“1”个近邻党建的服务平台，发挥“5”社联动作用，打造“1”个“益企帮”品牌，联动企业商家等慈善资源，分类实行输血、造血“2”式服务。

“驻村社工用心用力，感染了村民、企业。原本他们冷眼看，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企业自愿参与垃圾分类、洁净家园……”坑内村村委会副主任陈秋月告诉记者。

“社工以需求为本，通过‘五社联动’机制，将党、社、企串联起来，汇聚基层善治力量，助残帮困，夯实了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这种服务型治理，润物细无声，调动了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姚进忠表示。

承担“基层前哨”、营造“微治理生态圈”、发挥“五社联动”能量，社工站以专业视角开展的“组团式”服务，正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绽放出独特的生命力。（记者  颜小钗）

（策划/ 《中国社会工作》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