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作者：孙丹 图片说明:上海社工俞丽娟轻轻地为老人擦去汗水。 孙丹摄

鲁甸灾区，上海社工那一抹橙色

本报记者 张小叶

谢振勇原来的家在山腰上，沿着一条被人踩出来的泥土路往下走十多分钟，穿过一座架在峡谷上晃晃悠悠的木头桥，走过一大片泥土地，才能到达龙头山镇中心小学。

这段路不长，但对他只有8岁的儿子来讲，也不算短。早晨，男孩背着书包，想让父亲送他去上学。谢振勇说：“你自己去吧，爸爸忙着盖房子呢。”孩子乖巧，答应了一声就自己走了。

8月3日是一个周日，谢振勇去山坡上采花椒，儿子也跟着去帮忙。下午3点多，孩子说肚子饿，妻子便领他回家烫米线吃。没过多久，地动山摇，谢振勇被晃得从树上滚了下来，一背篓花椒洒了一地，他爬起来就往家的方向狂奔。几分钟后，他看到了自家的房子，已经全塌了，碎瓦、木头和山石混成一片，废墟下有孩子的哭声。

哭声持续了2个小时，越来越微弱，后来就听不到了。谢振勇把老婆刨出来以后，又在滂沱的暴雨里刨了一天一夜。“位置找差了，我对着房门往下刨的，如果当时再偏一点点，说不定就……”他心里痛，已经不仅是懊恼。

在云南鲁甸地震中，他失去了儿子，和差一点就盖好的新房。

一个月后，谢振勇把妻子从医院里接出来，带回灰街子安置点的帐篷里。安置点在龙头山镇旁边的一大片平地上，在地震后的几天里，这里密密匝匝地竖起了416顶帐篷，集合了2256个受灾群众。夫妻俩的临时新家在这片安置点的一角，帐篷的帆布上贴着他和妻子的名字“谢振勇、王秀珍”，下一行是他们原来的村社名“谢家营盘”。

妻子重伤未愈，又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坐在帐篷里日夜哭泣。亲戚来看他们小俩口，安慰不住，反而跟着抹起眼泪。谢家的这顶帐篷，一时变成了哀伤的漩涡，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直到有一天，一个穿橙色衣服的陌生女人走进了他们的帐篷，她看到在哭泣中剧烈颤抖的王秀珍，没有多余的言语，半跪下来，紧紧地搂住了后者。

“哭吧，我的肩膀借给你来靠。”她说。

那是9月初发生的一幕。3个月过去了，谢振勇回忆起来，当时自己没想到问那个女子是谁，也没有留意她衣服背后的“上海社工”4个字。但他隐约感觉，从那以后，灰街子安置点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身着橙衣的上海社工所及之处，哀伤、恐惧和不安的潮水正在悄然退却。

“他们来了，我心里就安稳些。”谢振勇说。

一次跪着的“哀伤辅导”

她以这样的姿态跪了一个小时，直到对方的哭声渐渐止息，才慢慢松开怀抱，一手拉着王秀珍，一手掏出纸巾为她拭去泪水。

后来谢振勇知道，那个造访他帐篷的橙衣女子叫范斌，这一片的受灾群众都叫她“范老师”。他也听说范斌从上海来，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的教授，有时，谢振勇想想觉得奇怪：“这么大一个教授，怎么跟我老婆那么谈得来？”

王秀珍是在震后第5天得知儿子去世的。谢振勇把她刨出来以后就放在路边上，转头又去救儿子，在这期间，王秀珍被村民和救援人员送去了鲁甸县里的医院。夫妻俩再见面已经是3天以后，王秀珍一见他来，劈头就问：“儿子呢？”谢振勇嗫嚅道：“伤了，送医院去了。”

再过两天，他意识到瞒不下去了，便老实告诉妻子：“人刨出来以后就没了。”

妻子一听便嚎啕大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续几天几夜，谁劝都没用。谢振勇原先想，老憋着也不是办法，哭出来也许就好了。但王秀珍的伤心似乎无穷无尽，她在地震中受了伤，腰腹部有内出血，骨裂的右腿刚打上钢钉，只能静养，可是躺在床上成天就是抹泪，人很快憔悴了下去。

期间，有当地的大学生志愿者来看望他们，尝试去安慰王秀珍，但没说两句自己反而被感染了，也跟着哭了起来。9月初，王秀珍出院，有两个学生不放心，要跟着他们去安置点，谢振勇挥手让他们走：“别跟了，你们回去吧，好好读书，好好工作。至于我老婆，我会想办法让她好起来的。”

话是这么说，可他几乎束手无策：“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家里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小女孩还不清楚地震是什么，只说“那天山在晃啊晃”。到医院里看妈妈时，她还会时不时问：“哥哥呢？”这让做父母的更加难受，不知道怎么对这么小的孩子解释什么是死亡。

范斌第一次走到谢家帐篷门口的时候，远远地就听到一片哭声，哭泣的人不止王秀珍一个，还有来看望她的邻居和亲戚。这一幕使语言显得苍白无力，范斌不假思索地跪了下来，紧紧地抱住了王秀珍，又握紧了年轻母亲正在剧烈颤抖的手。她以这样的姿态跪了一个小时，直到对方的哭声渐渐止息，才慢慢松开怀抱，一手拉着王秀珍，一手掏出纸巾为她拭去泪水。

“你受伤了吗？让我看看。”征得同意后，范斌又蹲下来脱去了王秀珍的鞋，一边轻轻抚摸着她的伤口，一边拉起了家常，“吃过饭吗？吃的什么？住帐篷会不适应吗？平时会感觉太热吗？”

出乎意料地，谢振勇看到妻子做出了回应，虽然只是轻微到几不可见的点头或摇头，回答的声音也轻如蚊呐。他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你要知道，之前我老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也不理人。她好像是活在其它什么地方，活在知道儿子没了的那一刻……然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可是范老师，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面是专业，一面是人性

在安置点，社工们俯身为受伤的孩子清创，跪在地上抚慰痛哭的母亲，也拉着老人的手与他们谈笑。

谢振勇不知道，范斌正在为他妻子进行一次极为专业的“哀伤辅导”。在地震中，人们要面对种种丧失：健康损害、财产损失、原有的社会联结被破坏、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失去……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亲人的离世。谢振勇感觉妻子“出不来”，正是因其沉溺于哀伤无法自拔所致。在灾害社会工作中，社工最重要的服务内容之一，就是提供“哀伤辅导”——通过专业手段，协助哀伤者合理地宣泄情感，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为王秀珍进行“哀伤辅导”的时候，第一批上海社工刚刚到达灰街子安置点后不久，各种物资还没有到位。大家捡来一个断了腿的凉棚，就地搭起来作为服务站。随后，踩着还没来得及硬化的泥地，他们就地开始走访排摸工作。

在发达国家，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在我国却是近些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最初，当范斌带着队员们走进一顶顶帐篷时，大部分受灾群众都不知道社工是什么。“有人把我们当成心理咨询师，有人以为我们是来送米送油的。但这些都不重要，我跟队员讲，我们不用说，只需要埋头做。”范斌笑着说，“任何工作不都是这样的吗？有作为，才有地位。”

短短2天，上海社工走访了65户受灾群众，大致摸清了当地的情况。地震过后，家园顷刻被毁，大部分人还沉浸在悲痛中，相互间的交流很少，安置点的氛围也很压抑。评估完毕，又开过几次讨论会，一套方案就出来了。

他们把在灰街子安置点的工作脉络分成3条：心理疏导、社区增能、链接资源。落实到具体实施的层面，又细分为8个项目，包括“上海胖哥老年服务点”、“上海糖果乐园”、“上海小娘子妇女之家”、“草莓志愿者服务队”等，每个项目由一个队员负责。计划梳理完毕后，一块展板很快在灰街子安置点竖了起来，上面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即将开展的项目。这一切，距离上海社工的到来，才过去几天时间。

那时，有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看到这块展板，感叹一声：“早知道我们也这么做，就不至于待了好几天，受灾群众还搞不清我们是干嘛的。”

与日常社会工作不一样，在灾害社会工作中，社工们面对的情况要复杂极端得多。安置点的各种突发情况层出不穷：突然被烫伤、哇哇大哭的幼童，生活压力徒增、动辄打骂孩子的主妇，无人照顾、成天发呆的老人……理论不管用了，各种应急服务立刻就要开展。

2008年汶川地震后，范斌就曾带队前往都江堰介入灾后重建工作，此后，她又参与过我国多次灾后重建工作的评估。然而，穿上队服，这位在国际上首屈一指的社工专家与一般队员无异。范斌说，在灾区时，自己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社工，一个是人——前者力求专业，后者关乎人性。

相比专业，她更强调人性的部分：“当我们在走访龙头山镇的时候，从来没有哪户人家把我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的真诚。”在安置点，社工们俯身为受伤的孩子清创，跪在地上抚慰痛哭的母亲，也拉着老人的手与他们谈笑。很快，他们被受灾群众当成了家人。

到后来，社工们在安置点走上一圈，每家每户都争着给他们送核桃。核桃是龙头山镇的特产，地震发生后，许多受灾群众一夜间房屋尽毁、倾家荡产，仅存的核桃树几乎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全部的生计来源。尽管如此，受灾群众们依然愿意拿出仅有的财产来表示感激，当社工们执意推辞时，他们甚至会红了眼圈。

范斌还记得，自己离开灰街子的那天，有个当地妇女站在他们服务点的帐篷边上等着。天正下着雨，那个妇女撑着伞却仍然被淋湿了大半，她已经在原地等了2个小时了。

“想送些东西，却怕找不着你们。”对方笑着，将一袋核桃塞到了范斌手上。

走了的和不走的社工

他们将先进的理念传递给当地社工，并谆谆叮嘱他们将这份事业坚持下去：“因为社工存在的本源动力，在于内心的价值观。”

距离地震已经4个月了，龙头山镇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唐正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村官十余年，此时是他权力最“大”的时候，别人叫他“灾区总管家”——这称呼恰如其分，唐正云管理着龙头山镇4000多位受灾群众的生活起居。

他对上海社工充满感激。灾后重建工作千头万绪，社工们却把各种需求摸得一清二楚。金秋刚至，暑气还未消散，社工们已经判断出受灾群众对过冬用品的需求，并很快联系到上海的企业，募集了价值50万、总计3000份的“爱心大礼包”，其中包括热水袋、棉袄、棉鞋等。

“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下去边走边看，遇到了情况就当场解决，解决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也是去问了老百姓，才知道他们原来做了那么多。我们老百姓心里感激，表达不出来，但心底里已经把他们看作是家里人了。”唐正云说。

事实上，在服务受灾群众的同时，社工们也有意识地将先进的理念传递给当地人。社工终归是要走的，在当地培养一支永不离开的队伍，则是延续社工服务的最好方式。

6年前，在汶川地震中，上海社工培养出了孙兴。孙兴是都江堰人，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地震发生时他正在深圳工作。大学里的老师给他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华东理工大学组织的社工队伍，前往都江堰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如有可能，之后便留在家乡延续社工服务。那时，孙兴早有回家乡赈灾的念头，当场便答应了下来。

他至今难忘在都江堰做社工的经历：“我们没带问卷和量表，要知道什么信息就记在脑子里，随后一家家地去敲门，拉着家常就知道他们的需求了。”这种工作态度也让受灾群众深受感动，他们开玩笑说，社工就是“白加黑、夜总会、无法无天”：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晚上总是开会，没有《劳动法》也没有星期天。

身为督导，范斌给予孙兴最重要的指导之一，就是社工也要在极端环境中学会缓解自身的情绪。“悲惨的故事听多了，你会感到很无力，有些社工开始整天哭。范老师就告诉我们，不能这个样子，要把社工当成一份正常的工作，该放松就放松，该休息就休息。”孙兴说。

上海社工离开后，孙兴留在了家乡，成为都江堰社会工作协会的副秘书长。此后，双方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都江堰的新社工也常有机会前往上海接受培训。这一次云南鲁甸地震，孙兴作为四川社工服务队的领队，来到龙头山镇开展服务。多年后，又与当年的战友并肩作战，他赶到格外亲切。

这一次，上海社工重点联手的地方公益组织是“安然公益”。尽管今年6月刚刚注册，但地震发生后，“安然公益”第一时间投入了救灾和重建工作。上海社工到来以后，他们带领队员们深入灾区安置点，在言语不通时为双方做翻译，使上海社工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熟悉当地文化。

尽管“安然”的社工队伍尚显稚嫩，但范斌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安然公益’是本土组织，有天然的文化优势；会长是很成功的实业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有公益人格的队伍，认同真诚大爱、用心奉献的价值观……这为‘安然’发展为优秀的社会组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上海社工离开之后，他们留下的项目也将由“安然公益”继承。范斌谆谆叮嘱，希望他们将这份事业不懈地坚持下去：“因为社工存在的本源动力，在于内心的价值观。”

无名河一往无前

社工的目的不仅是助人，还是助人自助。让日常生活重回龙头山镇，是数月来社工不断努力建构的图景。

龙头山镇的赶集日是每周二。那一天，集市上林林总总的摊点一望无边：鲜红的辣椒摞到了半人高，馒头躺在雾气腾腾的蒸笼里，有条鱼不知怎么地跳出了盆，在石板路上噼里啪啦地摔打着……

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幕，正是数月来社工不断努力构建的图景：让日常生活重回龙头山镇。正如范斌所言：“社工的终极目的不仅是助人，还是助人自助。当社区生活重建之日，便是我们撤退的时候。”

年过花甲的陈玥，在龙头山镇做了40年的辣椒生意，刚攒下一笔钱准备“过两年好日子”，地震就把她家的房屋夷为平地，价值不菲的磨辣椒机也被埋了。至今，每当和人提及这一切，她都会哭成泪人。可擦干泪水后，老太太还是跑去了县城，找到熟悉的供应商赊货，再一次白手起家。

62岁的谢文澜一个人住在帐篷里，床下藏着一只深棕色的木箱，那是地震之后，他从废墟里刨出来的唯一财产。他取下挂锁，打开箱子，里面是两个女儿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一叠钱，面值都是1角，被细细地用皮筋捆好。谢文澜的小外孙生前和外公亲，他1角1角地攒下自己的零用钱、交通费和买东西时的找零，最后统统都交给了谢文澜，说“这是留给外公买房子的”。

地震的前两天，谢文澜的两个女儿带着各自的孩子，从四川的夫家赶过来帮他收花椒。地震发生时，一块几吨重的山石滚落，带走了他所有的亲人。此时，老人就在几米之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

他再也不能去那片花椒林了。地震后，谢文澜把大半花椒捐给了邻居，剩下的部分则请人帮忙摘来卖掉，他把卖花椒的大半利润分给别人，只给自己留下少量的生活费。

30年前，妻子因肝癌离世，他独自带大两个女儿。30年后，谢文澜的人生刚满一个甲子，突如其来的天灾又剥夺了他的天伦之乐，一夜之间，他孑然一身。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境遇，老人却很平静，反而安慰起别人来：“他们已经走了，不会回来，只会越走越远。我们呢，要过好接下来的日子，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去那一边，和他们相遇。”

重建补偿方案正在制定，“灾区总管家”唐正云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接电话接到脖子疼。他有多名亲属在地震中丧生，骨灰寄存在昭通市的殡仪馆里，他至今还没时间去看一眼。但那一晚，唐正云梦见了他们，醒来便和妻子说：“什么时候有空，我得去给他们烧个纸。”

“那些很传统的东西，我本来不太信，但现在好像又有点信了。我觉得他们不会消失，他们总会看到，会知道我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他顿一顿，“灾难落到我们这代人身上，我们不承受，谁去承受？可是，我们子孙后代还要过日子，所以我们也要过下去。”

特蕾莎修女说：“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营造。”在这里，生活仿佛峡谷间那条无名河，它漫过悲伤的乱石，淌过苦难的险滩，曾经掀起万丈狂澜，激流滚滚，却终会平复如昔，一往无前。

前几天，王秀珍说自己的伤好些了，要陪谢振勇下地干活。于是，夫妻俩带着女儿，在地里连干活带玩耍，待了2个多小时。回去的路上，女儿走不动了，谢振勇就把她放在背后的竹篓里，一手拉住妻子，慢慢地往安置点走去。

那时夕阳将沉，霞光满天，妻子突然笑了笑：“他还会回来吧？”

头一回，她想到儿子时没有流泪。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商定，要再生一个宝宝。尽管对未来无限迷茫，但此时他们至少有了一个期待——这个还未来到的孩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灾区群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