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鲁甸的中国社工

本报记者 张丽霞

从昭通通往鲁甸灾区的公路崎岖蜿蜒。雄伟高耸的大山，绿色的盛装已经被撕得衣衫褴褛，一块块赤裸的山体，犹如胎记，向四面八方展示着鲁甸地震的破坏力。9 月5 日，首次由民政部组建的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支援队，分别从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地启程驰援灾区，开启了协助灾区恢复重建社会系统的征程。60 天已经过去，记者近日赴鲁甸地震灾区，近距离感受了社工在灾区社会功能恢复与重建中的角色与作为。

心理抚慰——抚平伤痛的心灵

地震，带给人民群众最大的伤痛是丧亲痛、失财痛，但是有多痛，只有灾区人民自己体会得最深、最透。

四川社工服务队的徐淑让失语一个多月后的丽丽动情地说出了“ 哥哥妹妹我爱你们”，也正是她独特的抚慰，让昭通人口口相传地知道了“社工是干什么的”。

徐淑给记者还原了当时的情形。巧家县包谷垴乡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当天，5 岁的丽丽正和哥哥妹妹玩耍，突然一阵巨响后眼前变得漆黑一片，丽丽她们全被埋在了废墟下。后来，丽丽被救了出来，但是哥哥妹妹却遇难了。受到巨大刺激的丽丽，震后患上了“ 失语症”, 见到人微微一笑，便不作声。家人辗转昆明几家医院治疗都不见好转。

一个多月后四川社工服务队进入下大坪安置点，第二天走访时徐淑见到了丽丽。“脸上微笑僵硬，她的心里很痛苦，但无力宣泄。”徐淑说，“ 让孩子把压力释放出来才有可能说话。”她带着丽丽来到一片小树林，通过一个种豆子游戏，让丽丽宣泄心理压力，解脱对泥土的恐惧；通过长出的小苗，感受生命的希望。徐淑陪孩子玩了半天的游戏，丽丽终于动情地说出了“ 哥哥妹妹我爱你们”。

丽丽会说话了，安置点的村民奔走相告。“ 社工了不起”在昭通灾区陆续传开。

“在灾区，丽丽不是个例。”中国社工协会服务队的林平光对记者说，“人在遭遇严重打击和惊吓后，都有可能造成自闭，选择用沉默来逃避世界，不愿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者在表达时有意隐去一些自己害怕的经历，这种现象一般在儿童身上较为突出。”

中国社工协会服务队进驻甘家寨红旗社区后，最先做的是组织安置点的孩子们画画，借此了解孩子们的内心感受。然而，在几天的画作中，松松（化名）的一幅画引起了社工的关注。这幅画呈现的是一个家庭，但是有房屋、树木、大雁，却没有人，而且这些景物各自分离，房屋门窗很小，而且没有落地…… 社工们

着这幅画与心理学专家一起做了分析，并决定对这个小孩进行心理干预。

在走访中，社工得知，松松是一个只有10 岁的小男孩，在地震当天剧烈的摇晃中，他将两个年幼的弟弟背一个、抱一个逃出了屋子，却眼睁睁地看着妈妈被压在了垮塌的房屋里。震后，经历了心理创伤的松松变得孤僻古怪，经常嘴里念叨“死”“后妈”，还常常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弟弟不让别人接触。社工知道松松爱画画，就让松松通过画画说出自己的梦想，还让松松通过写信寄托希望。经过不到一个月的陪伴辅导，松松变得活蹦乱跳起来，从前那个懂事、顾家的他“找”回来了。

在小寨安置点，记者遇到两位小朋友，指着一位社工问：“你们认识这位叔叔吗？”小朋友们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社工。”

“社工是干什么的？”

“他会画画，还给我们拍照片。”

“ 他和别的叔叔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位叔叔总是笑，对我们也非常好。”

在孩子们的眼里尽管不知道什么是社工，但是他们记住了社工的表情和留给他们的记忆。

灾难无法躲避，但是遭遇灾难后的心理创伤需要抚平。在鲁甸灾区，社工用专业手法抚慰着受灾群众受伤的心灵，缩短了受灾群众心理痊愈的时间。

互助自救——解决生计困境

地震毁掉房屋，也能摧垮生活的信心。可是没有信心，生活就没有奔头。

昭通市盛产花椒，卖花椒也是当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八九月份，正是采摘花椒的季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使村民错过了采摘青花椒的最佳时机。眼看着玉米、核桃、花生成熟在望，花椒就要错过收获季节，但是村民面对收获却提不起精神。四川社工在走访中发现，有的家庭因为家人在地震中遇难缺少劳动力，有的家庭因为学校停课、幼儿园停办需要在家照顾孩子，还有的家庭因为家里有孩子或亲属遇难，在返回原址劳动时过分悲痛，无力采摘。

“包谷垴乡地处乌蒙山区，山势陡峭，出行极为不便。花椒树、玉米等作物种在离安置点很远的山上，快速抢收十分困难。”四川社工队孙兴说，“只有把村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才有可能。”

9 月14 日，经过两天的走访和动员，四川社工召集巧家县下大坪安置点龙潭社的四五十名村民在帐篷里开会，跟村民一起分析了社区目前的生产状况，让村民一起讨论关于建立互助小组的建议。村民对成立互助小组十分赞同，最终有46 户加入下大坪生产自救互助小组。生产自救互助小组犹如一张偌大的支持网，让村民在彼此依靠中找到了生活的信心。

“ 共同劳动的喜悦让我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伤痛，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下大坪安置点村民杜金富高兴地告诉记者。

广东社工服务队创办的葫芦桥妇女手工自助互助小组同样有声有色。社工朱红艳和张卓华在鲁甸县龙头山镇葫芦桥安置点走访时认识了一位曾在浙江打工,后因地震回家的小陈，她心灵手巧，有一手做手工的绝技，做手工棉鞋、绣十字绣等她都会。社工还了解到，一双手工棉鞋在浙江可以卖到100 元左右。两位社工想：应该办个手工互助小组，把心情不好、闷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妇女们组织起来，既调节心情也生产自救。这一创意得到了安置点妇女们的一致同意。一个多月，妇女互助小组就做了40 多双棉鞋，80 多个发卡和30 多朵丝网花。在成果展示会上，16 双附着制作人姓名标签的鞋子一对一赠送给了社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社工还帮手工互助小组在淘宝上开了网店，棉鞋、发夹和丝网花都放在了网上销售。妇女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带来了收入，生活的信心越来越足。

在采访中，云南连心的社工李明华告诉记者，王家坡社区还有几位会编织竹编制品的老年人，他们正在为这些老人组建一个手工编织小组，通过小额资助的方式，让他们编一些适合在本地销售的产品，增加老人们的收入。

生活在希望就在，希望在改变就在。社工的到来，让村民过上了有说有笑的生活，有了充满信心和奔头的日子。

社区重建——恢复社会功能

村民居住在安置点，尽管有了家，但是昔日温暖的邻里、熟悉的社区却荡然无存。房子可以重建，但是看不见的社区和人际关系损毁后该如何重建呢？

走近葫芦桥安置区，一眼就能看到葫芦桥茶馆，这里已经成了安置点村民聊天的场所。除社工站提供广东特色的茶叶外，许多居民还自带茶叶来请大家喝茶，居民在这里谈天说地，休闲纳凉，社工则参与其中，倾听需求，组织大家相互认识，相互支持，共建家园。走进社工服务站的帐篷，里面好不热闹，手工组的妇女围坐在一起边聊边做着自己的手工，老年合唱队聚成一伙儿正引吭高歌，旁边的儿童乐园里几个小宝贝正在摆弄着玩具。夜晚时分，葫芦桥大舞台还不定期地组织村民自娱自乐地演节目。

广东社工告诉记者，他们创办葫芦桥茶馆、龙头山镇大舞台，就是为了让村民在活动中逐渐相互认识，慢慢形成熟悉的社区。

鲁甸县龙头山镇灰街子安置点有550 户家庭，2100 多人，这里是鲁甸地震的震中，有500 多人在地震中遇难。安置点虽为集中居住，但是彼此都很生疏，社区管理受到影响。上海社工组织安置点的小学生以情景剧的形式编排成节目，演给村民看，村民在笑声中学会了防火。为了让村民自我管理社区，上海社工服务队通过表彰社区骨干，评选“龙头山好邻居”，让他们上台展示。“通过社区先锋队工作坊的增能，很好地挖掘了社区内部优势，推动了安置点社区自治。”复旦大学顾东辉教授说。

巧家县包谷垴乡下大坪安置点集中安置了周围多个村社的村民，为了让大家尽快熟悉起来和谐生活，四川社工让龙塘社的100 多名村民品尝了一次集体大锅饭。从准备食材到一起吃饭，村里的老老少少有说有笑，亲情般的邻里关系让他们不再孤独无助。村民对这样的活动感兴趣，四川社工就尽可能满足村民渴望邻里守望的心情。在“ 元宝岁岁安，邻里处处情”社区饺子宴活动中，把桥边社、塘子社、龙塘社三社200 多名村民组织起来，一起包饺子，共同分享人与人之间密切相处的快乐。

巧家县包谷垴乡下大坪安置点的杜金富激动地给记者回忆着四川社工带给他们的生活变化：“ 组织我们一起做农活儿，开运动会，办饺子宴，我们的生活可快乐了。”就连运动会的每一个比赛项目他都如数家珍，一个不落。

社会是什么？有这样一种解释，社会是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的人们长久形成的彼此相依的一种存在状态。记者在灾区采访时深刻体会到，社工从修复人际关系入手，让受灾群众在恐惧和不安中找到依靠、建立起社会关系。这应该是社工重建灾区社会的最直接诠释吧。

接纳沟通——重塑干群关系

“社工来了？”“什么是社工？”这是6 支社工服务队刚进入灾区时听到最多的，也是灾区干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北京社工服务队的杨宝伟深有体会地说，刚到鲁甸，需要不停地解释什么是社工，向当地干部群众普及社工知识成为开展服务前的第一课。

昭通市民政局副局长何平对记者说：“ 听说要派社工来，我们本地干部以为是来帮搬东西的。社工来了之后，我们发现不是搬东西的，他们是一支专业队伍。刚来时我也很关注社工能做什么，总认为他们待不了几天就走了。然而这60 位社工不仅没走，还和老百姓打成了一片。”更令何平副局长佩服的是，有些工作，政府工作人员跟村民说不通，社工一讲就通了。他还举例说：“ 比如我们到村民家里查灾，进门第一句话上来就问‘ 地震家里有几口人不在了？’有的干部更直接，‘ 地震你家死了几个人’，后面的话还没说，村民的眼泪就下来了，有的人还号啕大哭起来。以前一直没觉得这么问有什么不妥，但是社工来了才发现，他们走访时从不像我们这么直来直去地问，老百姓从心理上更愿意接受社工。”

地震后，作为救灾抢险主要指挥中枢的政府来说，总是把最紧要以及大多数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受灾群众个性化的需要很难顾及到，甚至常常被忽视掉，但是这些个别化的需求往往会造成村民对政府工作的成见和不满。

云南连心社工李明华就遇到过这样的一幕。包谷垴乡红石岩社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社，地震发生后，受灾群众十分恐慌，情绪激动，总认为乡镇干部不关心他们，还曾打算去乡政府上访。社工在走访时村民说出了心中的不满。为此，李明华特意了解了一下当时乡镇干部的工作状态，并反馈给村民。“ 当时全县遇到了这么大的灾，乡镇干部也没有见过，他们人很少，有的在查灾，有的在忙着发放物资，并不知道咱们村的灾这么大。”李明华回忆说。村民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在理。之后，村民有什么诉求就找社工征求意见，请他们帮助出主意。社工也总是帮助分析，协助村民准确地向乡政府反映诉求。

龙头山镇党委书记李善云深有体会地说：“社工服务队为我们带来了发达地区的管理理念，提升了村民的文明意识、安全意识和感恩意识。社工成为政府和百姓之间一座沟通的桥梁，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和干部业务知识的不足。政府不好做的工作，社工可以帮助我们做；政府不了解的一些受灾群众的需求，社工也会反映给我们。现在，村民对我们的埋怨少多了。”

60 多个日夜，社工的形象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村民的信任。社工改善了当地的干群关系，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为通畅、更为有效。

人才培养——储备持续服务力量

民政部在社会工作服务队的支援方案中提出，各支服务队在服务中要引领和培养本土社工发展，目的之一就是，在社工服务队撤离后，本地社工可以继续开展服务。

昭通市民政局在社工服务队未到达之前就下发了《关于委派社会工作人才参与“五支队伍”进入灾区开展社会工作的通知》，提出昭通本地的社工人才跟班学习的方式加强本地社工人才培养。

北京服务队接收了7 名云南本地的新社工跟队开展服务，这些社工大都没有接触过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北京社工就让本地跟队社工一起组织活动，在实践中领会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在北京社工的帮助下，本地跟队社工设计了“ 健康小卫士”“ 生活中的物理小秘密”等项目。

中国社工协会服务队吸收了来自镇雄、水富、永善和彝良等地的跟队学习社工，他们让社工一边跟队学习,一边直接参与社区服务项目的设计和策划。他们还与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共同组建“中国社工协会、云南连心联合社工站”，力求建立“永不撤退的火德红社工服务平台”。

四川服务队从进入灾区开始就认识到不能仅仅提供服务，要促进本土社工的培育。他们协助巧家县包谷垴乡政府出台了《包谷垴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推动包谷垴乡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还和包谷垴乡政府共同选拔了当地的民政专干、大学生村官、妇女主任、学校教师及一些有意愿和能力的积极分子共计20 人，随四川队跟班学习，并接受了相关培训。

广东社工服务队不但接纳昭通市安然公益联合会等机构的本土社工人才跟队见习，并为其链接了公益基金，扶持其独立开展社会工作项目。

持续服务——亟须政策保障

“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救灾的水平和质量也需要提升，让社工参与救灾应该是新时期现代化救灾的很好体现。”昭通市民政局副局长何平深有感触地说。

但是，目前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尚未纳入灾后社会重建体系。派往鲁甸地震灾区的6 支社工服务队，全部为志愿者身份，人财物保障也由派出地政府和社会筹集解决。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地，为了保障社工服务队能够顺利在灾区服务，从选拔人才到后勤，都给予了充分保障，但是社工服务队还是要克服诸多困难。

上海社工租住在鲁甸县城，社工年龄从“50 后”到“90 后”，每天往返服务点要花四个多小时，一日三餐完全没有规律；广东社工租住在龙头山镇的一户村民家，社工服务队每天自己买菜、做饭；四川社工租住的地方离服务的安置点有5 公里多的山路，晚上服务到很晚，连车都租不到，只能步行走回去。

但可喜的是，首次组建的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支援队正在改写我国的救灾历史。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说：“这是首次国家动员下的专业社工有序参与灾后重建尝试，社工服务满足了受灾群众灾后需要心理抚慰、修复关系的直接服务需求，也是对重大灾害发生后有序组织社会工作介入救援模式的一次探索。社会工作服务也促进和推动了云南本土社工发展，为云南本地社会工作的发展积淀了人才力量。”

结束对鲁甸的采访已经数日，但村民对社工纯朴的评价依然回响在耳边——“政府帮我们渡过了难关，社工帮我们走出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