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国两会,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成为热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设施,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
全国政协委员韩圣浩建议,大力兴办社区教育,以推进我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民主促进会提案,建议加强社区书屋建设;武汉市两会上,民盟建议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构建“政府主导、组织运作、社区参与、家庭负责”的社区养老格局……从全国到地方,从高层声音到基层实践,创建生动、高效的“三社联动”机制,正在吸引更多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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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和服务的重要手段。通过“三社联动”方式推进社区工作,是及时消除社区不和谐现象的有益举措,是汇集多方力量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探索。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在调研北京市朝阳区将台地区试点情况时,对“三社联动”机制予以了充分肯定。
从2013年5月开始,北京市民政局在朝阳区将台地区和东风地区组织开展“三社联动”试点,协调整合资源,培育发展多样化的社会组织,重点推进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创新社区服务方式,开展覆盖多个群体的社会工作重点服务项目,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三社联动”服务模式,推动了基层和谐社区建设。
关于如何开展“三社联动”,早在2013年11月,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中就已明确指出,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要按照“政府扶持、社会承接、专业支撑、项目运作”的思路,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机制。该文件的出台,有力推动了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承接面向社区的事务性、服务性工作以及社会组织聘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服务等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转变。
社会治理和服务的重心在基层,而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组织,因此以强化社区建设来优化社会服务,以规范社区管理来加强社会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红云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满足居民需求、提高其服务能力为基础的。因此,在联动机制中,直接服务于基层社区或社区成员为主要业务的服务类社会组织,承担着整合社区开放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载体作用。
“三社”要联动更要共赢
虽然“三社联动”的前景可观,潜力巨大,但对于在发展初期和试点运行阶段的联动机制来说,仍然存在很多制约因素。
以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载体作用为例,一些社会组织进驻社区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只能局限在养老服务、儿童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等领域,开拓延伸至其他领域的能力还存在较大的欠缺,导致社区服务单一化、简单化。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因为缺乏资金、人才等必要的运转保障,导致持续开展社区服务的能力严重不足,甚至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后濒临组织解散的境地。
“为了有效地解决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规模过小、实力单薄、法人资格缺失、骨干成员交叉重叠、难以单独承接政府资助或购买项目的实际问题,有必要引导这些组织走‘联合’之路。”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唐忠新建议道。
顾朝曦通过调研指出,推进“三社联动”要关注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干部、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的作用和专长。二是要深入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政府和社会事权划分,把政府照顾不到、照顾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三是要以社区需求为导向,准确把握每个社区的人口构成和基本特点,设身处地了解社区百姓需求,根据社区特点开发服务项目,选择工作策略,根据社区百姓真实需求和意愿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不搞长官意志、主观主义,不代替社区群众决定他们的需求。
可以预见,在新常态下的未来社会,“三社联动”机制将在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扩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范围和共享社区资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可以从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扶持机制等方面入手。制定出台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的扶持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减免、政策支持等有效途径,来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加快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手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同时,把政府购买服务、中央财政支持等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效措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培育支持有潜力的社会组织,提供亟须的能力、资源和人才支持。(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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