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组织既然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工作任务，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出来了：社会组织是非政府机构，因应社会需求而生，有多少需求，才会产生相应的社会组织，而且还要看社会组织的生存环境如何，是否被政府抑制；但是社会组织个数的增长，并不会按政府的希望来生长，怎样才能尽快“培育”更多的社会组织呢？

不用急，地方政府在培育创新企业方面已有了一二十年的经验，他们很容易把原来那一套培育市场主体的方法移植到“社会企业”上来，比如辟出特别的园区，给予特殊政策；比如像科技创业设立VC/PE那样设立“社会创投”，帮助这些“社会企业”度过创业期。尽管并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能够奏效，而且也无法确定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政府的帮扶之间有多少因果联系，但是地方政府必须做点事情，这是它们能够做的事情。

“社会组织孵化器”是地方政府最乐于采用的方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都设立了不止一个这种“孵化器”，比如广州、深圳的多个区都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孵化器”，政府拿出专项资金，资助初创期的草根社会组织。有的地方是政府自己来运营这些“孵化器”，有的则是外包给社会组织，还有些地方，比如顺德区，则是设立了一个“法定机构”——顺德社会创新中心，财政出资购买服务，促进和扶植社会组织发展。

有了需求，就会有人专门来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专门从政府那里接单来运营“孵化器”的典型机构就应运而生，比如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

2006年， NPI首创“公益孵化器”概念，并在上海浦东运作成功，后又通过发起“恩派”系列机构使该模式在上海(浦西)、北京、成都、深圳等地成功复制。据称NPI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孵化30个左右的民间公益组织，为他们提供能力建设、场地设备、小额补贴、注册协助等多方面的帮助，从2007年起， NPI引入 “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方式，先后与企业、基金会、政府合作开展了若干“公益创投”和“公益大赛”项目。恩派官网自称，至今由NPI托管的公益创投资金已超过5000万，资助的公益项目近300个。

“恩派模式”确实很符合地方政府的胃口，因此它很快拿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订单，迅速扩张规模。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人才都是极其缺乏的，更何况是指导帮助社会组织发展的人才，就更为稀缺，供求关系极为不平衡，结果便必然是许多不足以担当重任的人被放在了不合适的岗位上。类似恩派的机构很少，恩派只能穷于应付，但人才供应不上，服务质量和专业性必然下降或一定程度上被牺牲掉。这可能是类似恩派机构的幸与不幸。

“社会创投”概念，也是很符合地方政府胃口的一个模式，地方政府投入少量的钱，或者拿出少量的办公面积，资助草根社会组织的创业，只不过政府并不从中收获资金利润的回报，而只是收割所谓“社会价值”。对政府来说，这些钱并不需要很多，在政府拥有的资源里面，可谓九牛一毛，投入到社会组织的培育中，也只是翼有万一之得。能拥有这样的心态，意味着政府的理念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为这些合意的初创社会组织造一个“小温室”，还是下力气改善整个社会组织发育的社会环境？做前者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关键在于后者。而社会环境的改善，既有技术问题，比如与社会组织、慈善捐助有关的税收制度，民办非企业机构的银行会计制度，也有前述政府的控制心态和感情好恶问题，表现出来就是社会组织的分类登记和监管手段等。这些问题都已提出经年，但并没有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大背景的问题。整个中国仍处在“重商主义时代”，人才的流向，要么流向官本位的体制内，要么流向商界，前者有保障和灰色收入，后者相对收入比较高，而且存在暴富的可能性。与二者相比较而言，社会服务领域并不能给出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薪资，因此人才很难大规模涌入此领域，大多靠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在支撑职业生涯。因此社会服务领域在国内注定要经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而不可能像IT领域那样迅速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然而社会需求却是缺口很大，急切之间补不上来。因此在发展初期，也许仅能在社会服务的供应量上有一个快速增长，但质的提升，要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