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发展,社区事务日趋碎片化、个性化,对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社会工作者是与党政人才并列的六支主体人才队伍之一。从以前印象中的居委会大妈,到充满活力的“大学生社区干部”,年轻化和专业化逐渐成为人们对新一代社工群体的整体印象。
今年3月20日是第12个国际社工日,社会工作者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这是一个日趋庞大的群体。目前,浙江已累计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2.6万余人,数量排名全国第四。预计到2020年,浙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将达5万人。
这些专业社会工作者绝大多数分布在城乡社区。在这支队伍身上,一个日益鲜明的特点是:这些社区社会工作者正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有数据显示,杭州市上城区54个社区近千名社工,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宁波市海曙区840名社工中,30岁以下占18.6%,其中90后社工有74人。截至2017年底,杭州市持证社区工作者比例已达53.88%。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社区社会工作队伍的生力军。他们为何选择这份工作?生存状态如何?遭遇什么烦恼?日前,记者走近几位90后社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选择做社工?
社工发展态势不错,是个有奔头的职业。——社工郑思颖
“王大姐,早上好!”“小郑,我们舞蹈队这两天又排新舞了,到时来看看啊。”3月27日一早,90后郑思颖一踏入小区,就一路和居民们打起了招呼。
蹬球鞋,背书包,扎丸子头,这名杭州南星街道复兴街社区的年轻专职社工,从装扮上处处显露出一名90后的特征。不过经过一年多的社区工作锻炼,她俨然已经和大伯大妈们全程沟通无障碍,甚至成为他们最熟悉的社工之一。
然而此前,郑思颖还真没想过自己会和这个工作结缘。
“我大学专业是审计学。”2013年毕业后,郑思颖很对口地进入杭州某私企做财务,而且工资也不低。顺风顺水地做了3年后,郑思颖和大多数90后一样,开始思考起工作的意义。
“我认为工作不单是一项简单的谋生工具,还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个人价值。”郑思颖开始重新思考职业规划,也几乎在同一时间,网上一则上城区招聘专职社工的消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社工是什么?郑思颖那时候还是一头雾水。
“说起社区工作者,应该很多人还停留在过去对‘居委会大妈’的认识上,工作内容也无非是一些婆婆妈妈、谁都能处理的事。”郑思颖说,这其实也是她对社工的最初印象。出于好奇,她搜索资料后慢慢了解到,其实社工的意义还不小。
“几乎是一项全方面服务社会的工作,社区工作也是其中一部分,应该有很多机会提升锻炼自己,比财务工作更有意思。”郑思颖将自己的大胆想法告诉父母,没想到爸妈也觉得这“是份有前景又稳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支持。
事实上,越来越多人都跟郑思颖一样,开始把社会工作选为自己的职业方向。据悉,目前在浙江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社工机构达787家,全省共有社会工作专业岗位14340个。据省民政厅数据显示,去年浙江共有30248人报考社工考试,人数同期增长48%,创历史新高。
这种择业观念的变化,与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
2017年,社工证首次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我们也正着力搭建各类平台,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浙江各地还制定出台了社工考试优惠政策和措施,积极推进持证上岗。
例如,杭州、宁波等地对取得社工师和助理社工师证书的社区工作者分别给予每月400元和200元的津贴补助。湖州等地除每月给予补助外,还一次性给予社工师和助理社工师2000元和1000元的补助。
同时,全省对社会工作人才建设非常重视,从省级到各县市区甚至都成立了社会工作处(科)指导社工发展。各地通过教育培训、发放“持证”津贴、社会工作督导等方式,积极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水平提升和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在各种政策措施激励下,“社工报考热”不断涌现。
“社工发展态势不错,显然是个有奔头的职业。”已经在社区工作快一年半的郑思颖,对社工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今天做社工有何不同?
要掌握专业方法,这样在工作中更有着力点。——社工高惠青
如今,随着一大批具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充实到社区社工队伍中,社区工作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现在在社区做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方法。”28岁的社工高惠青在2013年加入杭州滨江区新州社区,主要负责社区帮扶救助工作。
这是一个成立于2012年6月的新社区,社区新、社工新、居民新,给社区服务管理带来新挑战。3年前,社区作为滨江区试点打造“智慧社区”,推出“全能社工”。经过相关培训和信息化平台的支撑,原本需要10名社工负责才能办理的23种证件,现在由两名“全能社工”就能搞定。
“全能社工”实际上对社工的要求更高了。“居民来办事,劳动保障、城管、计生、消防、助老助残等多方面的业务知识,不论涉及哪块业务,都要略知一二。”高惠青说。
那段时间她和社区其他同事如同“海绵体”,只要没有居民来办事,就不断补充各种知识。苦尽甘来,“现在每个月就在敞开式服务台轮值一周。”高惠青说,这其实也为自己争取了更多时间去学习社工相关的专业知识并投入到帮扶救助的项目中。去年6月,她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社会工作师证书。
要拿到一本社会工作师证书可不简单。去年,浙江报考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人数达30248人,但通过考试仅有3958人,相当于每7位考生中只有1人“通关”成功,顺利拿到了证书。
“掌握了专业方法后,可以在工作中更有着力点。”高惠青说她曾遇到一个居民,因病致困,“当时第一次来社区办公室时脾气特别暴躁”,她采用了“个案工作”这种社会工作方法后发现,这名男子没有工作,家里又有老人瘫痪在床,突然得了尿毒症需要花30万元换肾。
“急需帮助,我理解他的情绪。”高惠青一边帮他申请区里困难补助,一边聊天开导。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接受帮助,男人主动对之前过激的行为表达了歉意。如今看着他逐步接受治疗,高惠青心里头也开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像高惠青这样的专业社工已经越来越常见。近几年,浙江各地社会工作岗位开发设置步伐也不断加快,截至2017年10月全省共开发了社会工作专业岗位13357个,其中城乡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11475个,领域涵盖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建设等各方面。
相关高校也积极开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培养“用得上、接地气”的应用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目前,浙江已在多所院校中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等均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点。
去年10月10日,杭州西湖区和浙江工业大学还联合成立全省首家社工学院——西湖区社工学院,50多名社区工作者作为第一批学员,将在学院内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通过考试获得毕业证书。
现在最大烦恼是什么?
有时候工作压力无法排解,感觉无所适从。 ——原社工周英杰
至今,回想起和同事为社区事业打拼的一年半时光,某事业单位员工周英杰还会有些怦然心动。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2017年12月底,身为宁波鄞州区某社区年轻社工的他选择了离开。“不能否认,待遇是其中一方面原因。”周英杰坦言,他现在的月薪要比原先在社区工作优厚很多。
周英杰当时所在的社区共11名社工。“我当时负责社区的综治,包括安全生产、食品安全、辖区内企业生产等多个内容。”他对记者说,社区开展社工包片连户制,他同时还是250户居民的第一联系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就是社会的缩影,也讲人情世故,很多工作都要反复做。周英杰对此深有体会:“一旦各条线同时发布任务,工作压力明显增加。比如服务保障大型会议,每天早晨6时就要开始走访巡查,一直到晚上8时才收工。”
尽管在社区学习到了很多待人接物的能力和技巧,且在去年6月拿到了社会工作师证书,但周英杰思忖再三,最终辞去了这份曾经无限向往的工作。
“有时候工作压力无法排解,感觉无所适从。但离开并不意味着不热爱,有时也是一种无奈。” 周英杰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缺乏职业“幸福感”的年轻社工不在少数。对大多数社区社会工作者而言,每天除了要做好专业条线服务,还要面对其他繁杂的社区工作。“忙,心很累”“充满无力感”“时常受挫折”成为当下年轻社工最常见的从业感受。
“我们15个社工中除了2名协管员,大多身兼数职。”郑思颖拿她自己举例,她不光要负责妇女文教工作,组织开展各种社区活动,作为网格长,她还要在走访中不断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垃圾分类宣传等工作。去年夏天,复兴街社区出现了登革热病例。白天翻盆倒罐排查各类积水体、喷洒药物清理卫生死角,晚上走访居民,应对突发情况,24小时“备战”让社工们连续好几周都没好好休息。
“千头万绪,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干。”在成为社工近一年时,郑思颖得知一位之前进入社区的研究生离开了所在岗位,不禁有些感慨。
“杭州的社区工作者流动性比较大,有的去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有的去了企业。”下城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城区共有社区工作者近千人,平均每年流失三四十人,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流失率在5%左右,主要是由于待遇、晋升和相关保障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招社工不难,但工作一两年后想留人就比较难了。”一位民政部门负责人表示,社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还可享受加分政策。有些高学历的新社工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将社工工作视为跳板,这也是社工人才流失较严重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稳定对于社区工作者队伍来说非常重要。
“社区工作者需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才能确保正常开展工作。像调解居民纠纷,大多要靠社区干部与居民之间的感情,不然就很难成功化解。”复兴街社区党委书记沈宗弘说。
对此,有关社会学专家表示,社区工作者是城市建设、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要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着力建立一整套社区工作者队伍规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努力实现进入有门槛、待遇有保障、评价有依据、提升有标准、发展有平台,让社区工作者真正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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