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这是一个即使是对包括社工在内的公益人来说都比较新的词。2016年，这个词却写进了一个省会城市的政府文件中，并且要在全市城乡社区推进社区营造。

2016-2017年，为了实施社区营造，他们拿出了2000万元。此外还有每年13个亿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公服资金)可以使用。

这个城市是成都。

9月2日，成都刚刚举行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成立了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要转变长期存在的以GDP为核心的社区发展取向。

刚刚发布的成都市《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社区总体营造，推动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

同时提到鼓励社区探索创办服务居民的社会企业;探索设立社区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金投向社区发展治理;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制定社区居民权责清单，明确居民在社区发展治理中的权力与责任。

这些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没有得到如此高的重视。为什么成都能呢?成都的社区营造又是如何做的呢，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在推进社区发展事业中奋斗了十几年的成都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江维，来为大家一一解读。

江维表示：成都的社区营造，更多的是从居民的服务需求切入，通过还权赋能，来挖掘领袖、培养组织，推动组织的成长发展。

做社区营造，资源从来都不是问题，缺乏的是对资源的整合、激发、挖掘。只要你动脑筋开始做社区营造了，资源都不成问题。

政府应该有一部分资源投入进去，但是不能够依赖政府的投入，应该通过经营社区的资源来积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社联动是社区营造的基础，没有三社联动，没有大量的社工、社会组织作为基础性的条件，社区营造是没有办法推的。

社区营造要搞的好的话需要体制上的改革、观念上的更新。

社区营造这个事情不是做三五年，也不是做七八年，是要做几十年的，慢慢做，做一步会有做一步的效果。

成都为什么可以?

《公益时报》：2016年，成都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通知》，在成都全市全面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成都市敢为天下先的原因是什么，更多是因为成都自身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影响呢?

江维：这个更多是成都本土的原因。十年前，成都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成都市配套了四项改革，其中包括村级治理机制改革以及村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改革。

这两个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还权赋能。还权主要是还决策权。用村民议事会作为突破口还权给村、社区，同时给每个村不低于20万元的村级公共服务专项资金。这两个改革是2008年启动，2009年全市推行。

还权、赋能、归位是当年提出来的一个总体性的顶层设计，当时做这个改革是源自自下而上的需求。当时要做产权制度改革，是要动到农民视作命根子的土地利益，如果不真正尊重民意，不把决策权还给农民，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实施这个制度之后，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得非常顺利，基本上没有出大的状况。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农民自己商量、自己决定的，当然是在法律框架之下。

通过还权于民的议事会，村民形成了民主决策的意识、规则、习惯。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要让村民的民主意识和习惯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后面又跟进了一个村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改革。

这个改革就相当于社区的公共财政参与式预算制度。每年预算一笔钱，让村民自己去决定怎么用于村上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

从2009年到现在，村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自动化的习惯，每年底到时候就会去搜集议题、搜集意愿，讨论明年又要做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还权又赋能，有民主议事的意识和规则，又有资源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又形成了非常多的自组织，社区营造就比较顺理成章浮出来了。

《公益时报》：成都的社区营造具有怎样的特色，与台湾等地的社区营造有什么区别?

江维：台湾是从文创切入的。我们更多的是从居民的服务需求这个点切入，通过还权赋能，来挖掘领袖，培养组织，推动组织的成长发展。

成都开头是从院落自治入手的。院落自治是成都居民自治的一张名片，就是在老旧院落通过自组织的形式，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机制。院落的准物业服务、居民院落公约、院落里大大小小的跟生活有关的公共事务，我们都通过院落自治来推进。

开展院落自治之后，就培育了很多的院落自组织，这种功能性的自组织，跟文体娱乐性的组织不一样。这种功能性的组织要解决一些公益问题、公共问题、公共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要去推动协商、妥协、共识、规则这一系列的东西。

钱从哪儿来?

《公益时报》：2016年，成都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通知》，提出城乡社区公服资金鼓励用于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这些公服资金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使用的呢?

江维：2009年开始的时候，是每个村20万元公服资金，现在已经每个村不低于40万元了。城市社区不低于每百户4千元，这是最低的，各个区根据财力不同都有一些增加，看社区的规模以及区里对社区的投入，每个城市社区也有十万到几十万不等。

这些公服资金由市财政、区财政两级分担，列入了一般预算里边，每年都有。从2009年到去年年底，财政已经投入了106个亿，持续地在基层通过赋能来撬动居民的参与和自组织，起到了非常好的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

这笔钱在社区的专户上面。我们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这个钱怎么用呢?居民每家每户一户一票的意愿收集，然后社区通过议事会将意愿转化成项目，社会组织以及自组织申请，议事评审委员会评审，把资金给到申请来为社区解决公共议题的组织用，完全是自下而上的一个逻辑。

这笔钱不是政府购买资金，是资助，是用来撬动参与的，用来资助自组织集体行动的，其目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解决某一个社区问题的。

比方说一个院落要营造一个居民可以休闲、停留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属于硬件设施建设，有意愿都可以申请，但前提是自筹50%以上，把居民动员起来了，再来社区申请公服资金。

《公益时报》：除了公服资金，成都市2017年还拿出了1200万元支持全市社区营造项目，这笔资金主要干什么?

江维：市民政用福彩金投入，2016年820万，2017年1200万元，主要是在市级层面做一些示范项目，还做一些支持项目。支持项目就是请一些社区营造做得很好的老师、组织到成都来推动、来培训，来做总教练。

通过市里的2000万元做成的示范项目，让其他还不太会做的地方看一看，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做的，做好了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公益时报》：除了政府资金，还有哪些其他资源用于社区营造?

江维：如果一个社区，引进了像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这样大型支持型组织的话，这样的组织不仅有市里的项目资金下去，有社区自己的公服资金可用，还能链接一些资源，比如说申请一些基金会的项目、慈善会的项目，都可以落到社区去。

另外，成都已经有几百支社区基金成立了。通过居民的捐助，社区还有企业资源的整合，以及经营这个社区资源的社会企业所赚取的利润，积累到社区基金里面，也在做社区营造。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做这些事儿，资源从来都不是问题，就是没有把他整合起来，或者是叫激发出来、挖掘出来。只要你动脑筋开始做社区营造了，都不会缺资源的，特别是在成都。

《公益时报》：如果政府资金撤出了，没有了，社区营造怎么办?

江维：现在撤出肯定不行，因为让社区自己找资源来做营造，现在还缺这个能力。但是我比较乐观的估计，我们再这样做五年，社区干部的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的能力起来了以后，那就不是问题了。

成都现在不仅在推社区基金会，也在推社区基金，推社区社会企业，这个就在为公服资金撤出做准备。我们设想有一天应该不是政府包揽。

政府应该有一部分资源投入进去，但是不能够依赖政府的投入，应该通过经营社区的资源来积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谁来具体实施?

《公益时报》：《通知》提出要通过深化“三社联动”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三社联动与社区营造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江维：成都现在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有上万了，11165个，如果没有三社联动就没有这么多社会组织。三社联动是社区营造的基础，没有三社联动，没有大量的社工、社会组织作为基础性的条件，社区营造是没有办法推的。

但是只做三社联动，又有一个问题。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工到社区去提供服务，居民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它和社区营造，居民为主体，居民有能力自组织推动集体行动，提供自我服务的理念是有一定差异的，至少没有鲜明的提出社区为本的理念。

但是不能说社区营造就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绝对不能有这个想法。社区营造只能在居民想做而且又有能力做的领域来动员居民的参与，激发社区的活力，推动社区的发展。

社工组织和专业社会组织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间，需要用三社联动的方式在社区做很多专业服务，因为有的服务领域是社区自组织专业性不够搞不定的。

《公益时报》：社工机构等专业机构在成都的社区营造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江维：社工从提供专业服务转向既提供专业服务，同时还要孵化培育社区的自组织，并且陪伴他们成长，把专业服务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教给自组织，然后几年之后要撤出。他就应该到其他地方去服务了，或者说转型为社会企业，做居民认为非常有价值又愿意买单的社会服务，而不是只靠政府购买了。

2016年专项资金支持的100个项目今年淘汰了一半。我们一个项目是支持三年，前提是你要做得好，做得不好就淘汰，吸纳新的组织和项目进来。

淘汰的这一半就是固守着提供专业服务的理念，在社区包办代替，不去发展自组织。这样的项目如果很有价值可以去申请专门针对社工组织做专业服务的项目支持，但是就不是社区营造支持的范畴了。

现在成都非常多的社工组织已经转过弯来了，他们也发现用社区营造的理念来推动项目在社区的运作是更符合社区利益的。

有主动拥抱的，比如说像爱有戏，像幸福家，像在农村做社区发展的蜀光社区能力建设中心，他们觉得哎呀春天来了，终于政府觉得是这种方式推动社区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社区发展，以社区为本的发展，就主动拥抱。

习惯于做专业服务的一些社工组织转变就比较慢一点，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是专业的，居民是不太容易动员起来的，也不好动员起来的，还不如他们自己去做更加的有效率，解决问题更快。

《公益时报》：目前成都社区组织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是什么样的?

江维：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一万多，备案或者没备案的社区自组织，那就以数十倍计了。这个数目我们没有刻意去统计。一个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个指标也不说明什么问题。另外一个我们有充分的自信，不需要用这一个数字来证明成都的社区营造的成果。

社区自组织是一直存在的，广场舞组织、唱歌组织这样的自娱自乐型组织全国都很多，但是这种组织他不必然具有公共精神，不必然具有公益价值，需要引导这样的组织转向公益，解决本社区的公共议题，要具有功能性。

我们的院落自组织就是一个功能性自组织，他解决的是院落的准物业服务。这个功能是这个自组织成立的初心，组织起来就是至少要解决这一个问题，但是他组织起来还不止解决这一个问题，他可以演变、分解、裂变出更多的自组织。

不局限于最初的功能，但一定是在以解决这个社区某一个真问题为宗旨和愿景的组织。

自组织的发展方向，我个人觉得是专业社会组织。把它培养成一个有能力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可以在这个社区自己一直做下去，甚至可以到其他的社区做社区营造。

《公益时报》：认同权责对等的积极居民队伍是否在壮大?

江维：每个社区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营造的好的有10%、20%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估计了。大多数都达不到，10%都达不到。

很多积极公民都是社会精英，他需要的是赋能。比如说他很愿意在社区做事，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去把居民动员起来，支持型陪伴社会组织要支持积极公民、社区领袖去做社区动员，去把活动项目化，项目组织化，还需要不停的打鸡血，说这个做得好，及时把居民的正向反馈给到他们，他们在这个反馈中就已经很乐此不彼了。

如何科学地评估?

《公益时报》：社区营造的效果怎样评估呢?

江维：市上的社区营造项目，日常的督导靠督导老师，半年和年终有一个评估。我们做了一套社区营造的参与式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成都的大中小各类社会组织在指标设计的时候就加入进来讨论，然后经过专家团队认证。

凡是愿意来学这一套评估体系的社会组织的人都可以来学，学了之后考，考了之后发个PASS。评估的时候有资格的都可以报名来参与评审，评审也是学习的过程，提高的过程。这种参与式评估的理念我们是贯穿到整个社区营造的发展和评估的全过程。

《公益时报》：社区工作者如何看待社区营造呢?

江维：对他们影响可大了，有的社区书记告诉我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社区书记，就这两年做的最值得。就说以前他们不会用这种理念在社区做事，就做得很累，要在社区解决各种问题，累成狗。现在呢，有那么多自组织自发地解决各种问题，而且还争先恐后的，他们就很开心很愉快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动力，反向减负。把自组织培养起来，院落和社区的矛盾、问题和纠纷都自己解决了，服务需求也自己满足了。

《公益时报》：与原有的行政考核体系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江维：这绝对是一对矛盾。其实在社区做任何事都需要用营造的理念，但是有的工作任务需要马上完成，那就只能用行政的方式去做，如果时间比较宽，要求也比较合理，那你就试着用社区营造的理念去动员居民来参与。

这里边的冲突呢，我觉得短时间还不太容易解决。需要用这个理念在更大范围去影响更多的部门。

存在哪些问题?

《公益时报》：目前主要存在哪些发展难题，未来如何应对?

江维：最大的一个问题和障碍就是社区两委的意识以及居民的责任意识。因为真正做社区营造做得特别好的毕竟是少数，成都有4438个村社区，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也就一两百个吧。绝大多数还是处于跟随甚至在沉睡阶段，没有唤醒。要加强对社区干部的教育，唤醒他们。要通过社区营造唤醒居民的社区责任意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也不可能全部覆盖。不用刻意为了追求一个目标而一定要强迫他们怎么样，社区营造本来也不是强迫的。还是一个唤醒，唤醒了之后自动追随的一个过程。

社会组织的能力也是一个瓶颈。有能力做社区发展的组织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属于专业服务类的组织。怎么样把专业服务类的组织的力量也动员起来做社区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第三个潜在的威胁就是公服资金的消失。虽然每年都有预算，但是哪天没了，这个也有可能。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对社区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有能力的还是少数，要让至少一半的社区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未来会怎样发展?

《公益时报》：9月2日，成都举行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成立了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这些会对成都的社区营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江维：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推动，因为社区营造要搞的好是需要体制上改革、理念上更新的。

社治委是市委的工作部门，它站在全市的角度牵头总揽，组织推动社区发展治理，对于体制机制的改革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社治委也在向区县下目标下任务，比如说到2018年有多少社区要做社区营造。行政要求的好处就是列入了目标，下面就知道这是方向，要这样做。在这个前提之下，社区就能更聚焦于社区发展、社区营造。

横向方面我们也正在做，首先是跟工青妇等群团沟通，也让社区和社会组织去影响群团。让他们知道这种方式效果更好，现在群团也慢慢在接受。慢慢我们通过和一个一个的部门合作，做一些推动，影响他们的理念。

我有一个信念，社区营造这个事情不是做三五年，也不是做七八年，是要做几十年的，慢慢做，做一步会有做一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