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报告的第18篇，我曾论述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转型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可能性。当时我简单分析了共青团深圳市委、中山市委的案例，其实国内不乏这些群团组织试图转型的探索案例。本篇承接着上篇关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它在大陆事实上变成了团委主管下的外围社会组织），接着说一说北京团市委的案例，并进一步阐述我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看法。

共青团作为中共的青年组织，它具有强烈的“准中共”色彩，同时它又是现行政权体系中所有青年事务的主管机关。所以共青团在我国党政体系内的“行政化”又似乎有其现实必要性。

当然，至少在广东、北京等省市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共青团又是对“枢纽型社会组织”概念最为热情，同时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最为积极的群团组织。它拥有庞大的社会网络，服务对象又是社会上最具活力的青年人，这也可以理解。

共青团北京市委的“社区青年汇”项目令人印象深刻。

“社区青年汇”是团北京市委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个主打品牌项目，定义为“依托基层社区，在青年居住、工作聚集区域建设的，以青年城市融入培训、交友联谊、文体娱乐、教育培训、法律心理服务以及青年自组织发育等为主要服务内容，在青年身边的地域性活动平台和团组织主导的区域性基层青年组织”。

在部分社区试点成功之后，团市委按照“青年身边、组织终端”的思路探索社区青年汇建设，建立市级社区青年汇500家，“统一标识”、“统一命名”，覆盖全市各个区县，由社区提供场所，团委组织依托青年志愿者进行运营（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所谓“加盟店”）。2010年团市委还出台了“社区青年汇章程”、“社区青年汇建设规范”等文件，同时团市委努力建设一些示范性的所谓“旗舰店”。

“社区青年汇”充分体现出北方城市社区工作的特点，一是体制主导，自上而下推行；二是系统性，依托原有的系统网络迅速扩展；三是注重品牌和价值亮点，善于提升政治价值。但毕竟这是利用既有社会网络推动社区服务的一个积极尝试，如果逐步做实，如果逐步将之部分外包给社会组织以强化其服务效果，那么还是充满了想像空间。

上面论述了团的社会网络系统的巨大优势，最大的劣势是其“体制化”、“行政化”、“政治化”，倘若它能真正转型为一个“社会组织”，像一般的社会组织那样存活和行动，靠社会服务彰显自己的存在价值，那么其庞大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资源。所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只是还没有进行“社会化”、“公民社会性”的开发。

考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或美国、欧洲，这些较为成熟的现代社会，其稳定、和谐与活力，并非建基在一盘散沙的原子化个人，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数量庞大的小型草根社会组织，很大程度上，每个成熟社会都有自己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它们是公民社会的稳定器。

我认为，就中国大陆而言，未来至少需要培育以下四种“枢纽型社会组织”，充当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能有效降低社会服务的成本。这四种分别是：

其一，工青妇等原体制型群团组织。在完成“去行政化”之后，可以成为政府完全信赖的具有成熟庞大社会服务网络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既可以有效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也可以围绕各自的领域，发展出大量的外围社会组织，形成一个个“生态群落”，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体系。

其二，以居委会为核心，包括业委会、社区发展协会在内的社区社会组织群落，在完成去行政化之后，转型为居民自治组织，支撑起社区型社会组织的树状图，构成中国特色的另一翼主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群落”。

其三，宗教机构未来在政策开放后，亦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个重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认证放心产品。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有悠久的社会服务传统，亦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和服务网络，在法治的前提下，它们是社会稳定及和谐的基础性促进力量。

其四，一些大型的品牌慈善机构，或一些大财团的慈善基金会，在获得社会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参与整合之后，将成为公民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它们的公益性十分突出，资源整合能量亦很强大，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可信任的枢纽型社会组织。

当然，依赖枢纽型社会组织，并非就没有了社会创新的空间，事实上，整个社会是多元开放的，草根社会组织创业创新的空间永远存在，那正是我们所期许的未来公民社会的正常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