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海兵，今年24岁，2010年来到汶川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汶川大同”），成为一名正式社工，如今已是第3个年头了。

家乡在贵州的欧阳海兵，大学修读工商企业管理，毕业后在绵阳一家酒店任经理。512汶川地震后，他来到汶川大同当志愿者，在这里欧阳海兵认识了他的妻子。后来，他辞掉酒店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汶川大同的服务工作中。

两年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如今欧阳海兵已是汶川大同的总干事，而汶川大同也走进了第4个发展年头。

从无到有 从1到13

2009年11月，汶川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广东援建工作组和汶川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由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主任刘静林和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周小燕共同创立，并在汶川县民政局注册，成为汶川首家民办非企业类型的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成立之初，大学毕业仅5个月的广东姑娘周小燕一个人在汶川负责大同的发展，社工培养以及社区服务工作。时值年末，汶川飘着雪，为了联系各站点开展工作，周小燕每天都穿梭在山山寨寨之间，当地人笑称她像“地下党”。

经历三年多的发展，汶川大同的社工仍旧奔走在村落与人家之间，但组织的名字已经为当地人锁熟知。如今，汶川的社工服务从无到有，社工成员也从1人发展到13人。除了威州镇的中心总部负责统筹和管理工作外，还设置了5个地方社工站，分别负责不同地区的不同服务项目，各社工站的具体服务包括震后心理康复、弱势群体关爱、社会矛盾化解、民族文化传承、灾区生计支持、志愿者队伍建设等。

5年时间过去了，变化的不仅是汶川大同，当地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也有所改变。欧阳海兵介绍说，汶川大同的社工会不定期通过派发问卷、走访社区、向政府相关部门咨询等方式了解居民的需要，并变更服务的活动与目标。如今，汶川大同的服务重点已从震后心理康复向居民的生计支持、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转变。

2010年，借灾后重建之机，水磨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建设发展旅游业。但工业厂房的搬迁让许多居民失业了。为此，汶川大同水磨社工站以“山水人家”产业结构转型支持为切入点介入水磨社区的旅游开发，帮助当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与当地就业局合作，开展多种居民再就业培训项目。主动影响政府、积极促进汶川政府将社会工作纳入制度安排，同时链接各方资源实现资源整合，汶川大同为当地居民的生计提供了相应的服务。

除此之外，汶川大同地方社工站还会根据各社区特点开展不同的常规性系列性服务项目。去年12月，映秀社工站面对当地学生开展名为“超越自我，收获自信”的小组系列活动，通过4次活动，与学生进行“趣味判断题”、“考考反应力”等有趣又有益的小游戏，提高参与学生的自信心。活动结束后，社工就学生们的自信心水平进行测试，发现组员自信心水平平均有2分上浮（总分18分）。

截至2012年3月，汶川大同共开展个案151例，小组74个，大型社区活动128次，工作坊33个，共服务7万多余人次。

　　“1+1+1+N”模式培养千余名志愿者

汶川大同非常注重发挥社工的专业角色，但目前社工团队成员并非都是科班出身。早在2009年，汶川大同团队中只有周小燕是学习社工专业的。欧阳海兵也坦言：“汶川当地社工专业的人才本来就很少，而社工专业毕业的人也不太愿意到汶川来。”

面对不断的余震，山高地险且气候独特的汶川，周小燕意识到，只有培养一支本土社工才能让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扎根和传承下去。于是，她通过汶川广电局发放招聘广告，经过层层面试，余莹等羌族姑娘加到了汶川大同的团队中。如今，汶川大同的13名全职社工中，川籍的有10名，其中汶川本地社工就有5名。

在团队建设方面，汶川大同也非常注重提升社工的专业能力，因此汶川总定期派社工到广州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广州大同”）进行交流学习。

广州大同也是刘静林创立的组织，并于2008年6月在广州民政局注册。广州大同有充足的社工专业人才，且广州的社工服务环境更成熟，汶川大同希望专业知识和经验不足的本地社工到广州大同交流学习，能一边实践一边学习一边提升。

汶川大同还鼓励非专业出身的社工修读相关的课程，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技术能力。欧阳海兵加入社工队伍后，也修读了社会工作的本科课程。

到如今，汶川大同已经发展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志愿者队伍。截至2012年3月，“我爱我家”志愿者服务队已经有1200多人。大部分志愿者是当地高校的学生，他们加入服务队后也会参加汶川大同的社工培训课程，以获得日常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

刘静林说，依靠高校资源，根据当地特色，汶川大同已经创造性地形成了“1+1+1+N”的用人模式，即1名专业社工+1名汶川本土社工+1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若干名汶川本土志愿者。这种模式让志愿者群体迅速蔓延至汶川的13个乡镇，并成为广东、四川等开设社会工作专业高校的实习基地，接收了百余名实习生。欧阳海兵补充道，汶川大同不仅接受培养来自广东工业大学等国内高校的实习生，还与高校教师合作开展社区工作调查研究，为社会培养社工人才，促进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

　　不卑不亢地与政府合作开展服务

汶川地震后，灾区重建工作计划中并没有社工工作服务方面的考虑。从2008年年末开始，刘静林用了1年时间不断游说与广东省援建工作组方面，终于得到了广东与汶川当地的支持，得以建立汶川大同社工服务中心。

2009年底，汶川大同正式注册建立。随即的2010年，汶川大同成立隶属汶川县组织部的党支部，机构现有党员5名。汶川大同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与政府有无法分离的关系。

汶川大同在资金上同样与政府无法分离。2009年，汶川县政府将广东援建技术援助资金中的424万元用于购买汶川大同三年的社工服务，同时县政府还为汶川大同提供了10万元启动资金。据刘静林介绍，汶川大同每年的使用资金中约70%来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经费。

2012年购买合约到期之际，汶川县委县政府承诺每年投入120万元到社区服务建设中，其中用于购买汶川大同服务项目的资金约为每年40万元。与前三年对比，汶川县政府对汶川大同的投入减少了近50%.刘静林透露，面对这样的情况，汶川大同只能考虑减少社工人手。

在欧阳海兵看来，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汶川大同在民政局正式注册是一种身份的认证，对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有重要作用。但“我们不可以除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外，完全没有其他资金来源，那是很危险的。”

因此，汶川大同与多个基金会开展合作，努力寻求和爱心企业进行合作，以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支持。2011年，汶川大同获得了国家民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资助，借助这笔资金，汶川大同开展了多个关怀儿童的服务项目。截至2012年4月，汶川大同先后得到8项政府和基金会资助项目，涉及儿童、青少年、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等方面，融合了“政府+基金会+社工机构”的共同力量。

但汶川大同的一些服务工作仍需要与政府部门合作完成。2012年3月8日，汶川大同水磨社工站组织一次社区活动募集善款，用于帮助一名父母均失去劳动能力正面临辍学危险的服务对象。但汶川大同不具备筹款的资格，当天的募捐活动最终只能由水磨社区居委会牵头，汶川大同协助完成。

欧阳海兵认为，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汶川大同的重要发展经验。汶川大同坚持主动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定期传送活动资料到政府相关部门，保证两者信息的畅通交流，维持良好的合作氛围。

与此同时，欧阳海兵也强调，“既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同时要有不卑不亢的心态”。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汶川大同一直努力改变政府对社会管理的一些未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想法与政策。合作过程中总难免意见不合的情况，刘静林说，汶川大同的服务较多地依赖于与政府的合作，所以出现意见不同时，汶川大同只能不断协调，试图改变政府相关部门的想法，以期尽可能按照理想的方式开展服务工作。